以前知道的麦积山石窟是因为他名列中国四大石窟，在参观完其中的大同云岗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之后，就打算走完中国的四大石窟。几年前无意中看了一部记录片《河西走廊》，被深深的震撼。印象中那茫荒之地的河西走廊，竟然是西域佛教艺术传播到中国的第一站和驻泊地。那厚重的文化和迷人的石窟艺术深深的吸引了我。我收集了相关的资料之后，决定沿着天梯山石窟和麦积山石窟……这条中国佛教传播的线路走走。
上午我们就从天水胡氏老宅出发，开车去往麦积山。不想30多公里的国道却因道路维护走了二个小时，吃了中饭进入景区己是中午一点。十月二日正是黄金周最热闹的的时间，整个景区人多的根本无法走动。而且景区把参观行路分流成了二个部分，所以这次参观只能说去看了个皮毛，对于全面了解麦积山石窟的历史发展的想法是不可能完成了。
佛教刚传进中国时，还仅仅是宫庭中少数人业余生活的一部分，并没有影响大众的思想和生活等方面。白马寺也只留下皇族官宦的背影。佛教真正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时间，正是中原王朝掌控天下的帝国时代，正黯然结束。在魏晋南北朝崩溃与混乱的世道下，黎民百姓和官宦世家几乎都陷入迷惘之中。就在此时，那些不辞辛劳，心怀大志的佛教徒们，沿着天然通道～河西走廊，小心翼翼的进入中原。
石窟，并不只是石壁上的山洞，有时也指在河畔山壁上开凿的佛教寺庙。有的石窟是供僧人修行住宿的，而有的石窟，则是专门供信众进行礼拜。在环境优美又险峻的石壁上开凿石窟，建造佛像，可以让建造者表达他们的虔诚和奉献，更令来到这里的人们，感受到佛教的神圣和美好。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在1986年写出了论文《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他把新疆以东、河西走廊上现存的早期佛教石窟造像艺术手法，命名为“凉州模式”，并认为天梯山石窟创立了“凉州模式”。他认为凉州模式可分为二个阶段：
早期以天梯山残存的遗迹，酒泉等地出土的北凉石塔和炳灵寺第一期龛像的代表，晚期则以肃南金塔寺、文殊山千佛洞和炳灵寺第二期龛像为典型。接下来，这种河西特色的艺术风格，又由昙曜和内迁的工匠们带到了中原。从平城的云岗石窟再到洛阳的龙门石窟，中原佛教石窟艺术的成就，无不闪耀着凉州石窟的熠熠光彩。
通过造像风格的细致比对，专家们发现，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艺术，在河西走廊兴起后，并非按照最知线路传播，而是由凉州至平城(大同)，再由平城到洛阳，接着再折回到长安和陇东(麦积山石窟)的有趣路线。而像天水的麦积山北朝石窟和陇东的北石窟寺，同样是这条佛教石窟艺术传播路线上，留绍后人不朽的艺术杰作。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成为西域佛教艺术传播到中国的第一站和驻泊地。而这驻泊地，就是这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始建于384-417年，存有221座洞窟、10632身泥塑石雕、1300余平方米壁画，以其精美的泥塑艺术而闻名世界。这次国庆黄金周之行，因为游人太多，景区分流游览线路，所以此次对麦积山石窟的欣赏，极不完整全面。
麦积山的塑像有两大明显的特点：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世俗化的趋向。除早期作品外，从北魏塑像开始，差不多所有的佛像都是俯首下视的体态，都有和蔼可亲的面容，虽是天堂的神，却象世俗的人，成为人们美好愿望的化身。从塑像的体形和服饰看，也逐渐在摆脱外来艺术的影响，体现出汉民族的特点。
麦积山石窟约自十六国后秦时期创建，历经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元、明、清各代，历时一千六百余年，都有不断开凿和修缮。因历代地震的缘故，中部山崖崩塌陷落，遂将山崖自然分为东崖和西崖两个部分。洞窟现有编号194个。
以佛教为主，反映了三佛、七佛，西方净土等内容，从壁画和雕刻石碑中反映佛本生和佛传故事是佛教文学的一种重要形式，如睒子本生、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涅槃等。通过对佛、菩萨、飞天等形象的塑作，反映了佛教对现实世界的精神启迪。
麦积山石窟艺术成就也是十分杰出的，并带有各个时代的历史特征。他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艺术家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审美取向。北魏造像秀骨清俊，睿智的微笑，暗含着对恐怖现实的蔑视，对人生荣辱的淡忘和超脱世俗之后的潇洒与轻松；西魏、北周造像的温婉和淳厚，沉醉于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和对佛国世界的向往；隋唐造像丰满细腻；宋代造像衣纹写实，面貌庄重。
这里是麦积山石窟群中最宏伟，最壮丽的一座建筑物。编号为第四窟，上为七佛龛，也称散花楼。位于东崖三大佛上方最高处，距地高约70米，为麦积山规模最大，位置最高的石窟，也是最辉煌壮观的殿堂式大窟。建造的时代：北周、唐、宋、明、重修。
窟外上方的崖壁上，有薄肉塑伎乐飞天五组，均为北周原作。每组飞天四身，面部，四肢等肌肉裸露的部分浮雕，其余衣纹，裙带及披巾等彩绘。有的手执乐器演奏，有的手捧供物飞舞，自由自在地飞旋于鲜花与祥云的虚空之中。别出心裁，独具一格的表现形式不仅轻盈优美，也体现了作者卓越的智慧与丰富的想象力。此窟建成之时，并请著名文学家庚信为之撰铭。
部分建筑还在维护之中。窟形：窟顶为单檐庑殿式，前有七间八柱长廓，廓后作七个并列顶四面坡顶的方形大窟。窟高15米，宽31.7米，深13米。由于唐开元二十二年天水发生强烈地震，前廊六根列柱及顶部平基崩塌无存仅留两侧石柱。造像：窟内原塑一佛二弟子六菩萨或一佛八菩萨像，历经唐、宋、元、明不断修缮，造像已非原作。
因为人实在太过拥挤，所以无法拍摄整体完整的图片，实在让人遗憾。
初始原貌。诸龛外部浮雕帐幔帷幕上饰火焰纹、宝珠、鳞片网络花饰及流苏等。显得十分华丽壮观。龛与龛之间有石胎泥塑。“天龙八部”有天、龙、夜叉和恶鬼形象。以及宋塑两身高4.2米的金刚力士，骨骼健壮、肌肉突起，造型夸张，但都强悍无比，气势逼人，塑作技艺高超，是金刚力士中之杰作。窟外上方的崖壁上，有薄肉塑伎乐飞天五组，均为北周原作。每组飞天四身，面部，四肢等肌肉裸露的部分浮雕，其余衣纹，裙带及披巾等彩绘。
此窟俗称散花楼。据说，这是由于在此散花，佛将带给你好运和祝福。当我们登上七佛阁前廊凭栏倚立，将五彩缤纷的纸片撒向空中，你就会看到美丽的纸片纷纷扬扬、徐徐飘落而下。奇妙的是，顷刻之间，这些纸片又争先恐后地向上飞升，升至一定高度后才慢慢地向下散落四方。这一奇观，民间流行的美丽传说很耐人寻味。
故事说的是七佛阅里的七尊大佛，当年佛阁建成后，曾邀佛祖来此讲经说法，赴会听法者云集上七佛阁之下。七佛阁里修行的二十八尊飞天，见此盛况，兴奋不已。为识别赴会者们对佛的信仰是否真诚，她从空中向地上的众生散花，如果他们心诚，飘落的花雨就会飞向天际；如果花瓣落在谁的肩上， 就说明他俗缘未断，红尘未了。结果，散落的飞花久久飞舞于空际，没有一瓣落下，证实前来听法的众僧，个个诚心敬佛。
到如今，游览的人们不时将纸碎片抛向空间，看着腾空上升的纸片飞扬，心中一片欢悦。久而久之，人们习惯称上七佛阁为“散花楼”。
壁画：七个佛龛内壁画，全为明末清初重绘，唯诸龛外部上面的大型“薄肉塑”飞天组画及残存在前廊平棋上面的四幅佛传故事画，既为北周原作，又颇具有特色。“薄肉塑”飞天，计五块，约30平方米，每块各作飞天四身，其脸部和肌体部分均为薄薄一层优质细泥塑出，其它如衣着、飘带、饰物以及周围的流云、花饰等，均彩画而成，既生动，又极富立体感，生动优美，确为罕见佳作。
在四幅佛传故事画中，尤以右侧偏东的那幅骑乘人物画最为突出。特别是那匹缓步前进的红马，不论是体形动态和神韵都绘制得维纱维肖，由于当时的制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散点透视和焦点透视的构图方法，又适当考虑到人在仰视中的错觉关系，每当人们从不同的位置和不同的角度来看，它都有不同的走向和动势。说明我国古代画师已掌握了透视原理及高超的技艺。
在第4窟西侧柱外下部，有浅刻题记一方，三行十六字：“坊石匠法知，赵获玖开三龛 赵松朵”。此外，第二龛主佛两侧下层壁画中，有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重妆塑像的题记二处，在前廊左壁天王左侧墨书藏文六字真言，系唐以前古藏文题记。各龛内还有明末清初重妆龛内塑像壁画的发愿文和榜书题记以及柱廊内外的宋、明、清官员、香客游人题记16一方。
5窟。俗称：“牛儿堂”。位置：位于东崖西侧最高处，上七佛阁左侧。时代：隋、初唐、经宋、明重修。窟形：仿木构建筑崖阁式洞窟，前有窟廊，后凿一窟二龛，为“三式佛”龛中窟平面呈椭圆形，穹窿顶。
中窟塑一佛二弟子四菩萨。虽经后代重修，仍保持着随末到唐初的造像风格。中窟外两侧各开一圆拱形大龛，每龛内各塑一佛二菩萨。菩萨花萝高冠，面目端庄秀丽，胸部半袒、双臂外露、肌肤丰腴。但姿态服饰有别，体形微呈型扭动曲线，婀娜多姿，后人形象地称唐代的菩萨如宫娃，具有“丰满圆润”的艺术风格。
中龛外右侧塑一天王像，身穿铠甲，两眼圆睁，神情威严，脚采一卧的小牛犊背上，卧牛昂首屈膝，挣扎欲起，姿态极其生动。这就是《玉堂闲话》中所谓的“金蹄银角儿”。该窟因此也称“牛儿堂”。民间关于小牛的传说也十分动人。相传，牛儿堂的这尊天王，本该站在他脚下的莲台上。但在窟廊上静卧的小牛犊是一头神牛，它力大无比，要是吼叫一声，就会天崩地裂，山体倒塌，为众生常来无穷的灾难。牛犊的这种本性，引起天王的注意与提防。
一天，天王发现牛犊伸长脖子，抖动四啼要耸起身来活动一番。天王生怕牛犊的这一举动会给众生降下大祸，为保住山体便纵身一跃，双脚稳稳踏在牛背之上，牛犊几番挣扎未能跃起，一场眼看要发生的灾难免除了。直到今天，天王还踏着这头神牛，似乎还不忘保护人们的安全。美丽的传说，反映人们对安宁、和平、幸福生活的希望与祈求。
5窟的壁画：龛内壁画，全为明代重绘，仅龛外右侧上方留有初唐时期所绘“西方净土变”一块，并有女供养人及侍女数十身， 身穿窄袖悬裳，长裙系颈。此外，在右侧身部一平棋中，正中画马一匹，四周有飞天围绕，又有流云，彩莲、佛珠衬托，可能为太子逾城的寓意之作，色彩艳丽，形象生动，亦为初唐时期代表作品之一。
在中龛拱门两侧有题记：明嘉靖癸亥（公元1563年），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和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甘茹、蒋之奇等人的墨书和刻石题记数方。
这次参观麦积山石窟之前，一直认为这里是中国石窟艺术传播线路驻泊地，但不曾想，整个走完，看到的多为唐以前的作品，唐以后也是多为修复后的艺术品，与记录片《河西走廊》中的讲述不太一致。怀着好奇，才发现学术界对麦积山石窟还是有很多的争议。
比如，新华网兰州2015年11月18日，记者谭飞、连振祥、张玉洁报道，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或为皇家石窟始祖。
史书记载，麦积山为“姚兴凿山而修”。姚兴是公元３９４年至４１６年在位的后秦皇帝。但因缺乏与之对应的实物证据，学界对麦积山是否为皇家石窟存疑。加之后秦、北魏时代相近，学界在麦积山石窟开凿年份上也有争议。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考古研究室主任夏朗云考察发现，麦积山的第９０窟、１６５窟、７４窟、７８窟、５１窟等洞窟早期焚烧文化层位于北魏重修文化层之下，可大致判断洞窟修建在北魏太武帝灭法之前；在隋唐大地震前，早期洞窟所处西崖应为古崖面正中心，符合尊贵居中的“皇家风貌”。研究还确定，“万佛洞”之称的第１３３窟正是西魏皇后乙弗氏的墓室。
一些关于麦积山石窟属长安佛教文化的外围证据，也为麦积山是皇家石窟提供了依据。如姚兴为赤亭人，即今甘肃陇西，坟冢在甘肃天水甘谷。夏朗云说：“在姚兴老家修家庙符合逻辑。长安附近无可供修窟的崖体，麦积山所在的古秦州难有人力、财力支持这一工程，因而选择麦积山作为皇家石窟所在地。”
夏朗云认为，这些发现与麦积山石窟宋代摩崖题记“始于姚秦，成于元魏”等内容互相印证，可大致确定麦积山最早是姚秦皇室所修。考虑到“姚秦五龛”在“去中心柱”的形制、造像题材等方面与云冈“昙曜五窟”上存在相似性，加之北魏皇帝修建云冈石窟时从长安大量调集工匠等，夏朗云认为，存在北魏统治者借鉴麦积山石窟的“皇家五龛”建造了云冈“昙曜五窟”的可能性。
麦积山石窟在技法等方面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皇家石窟相比较为落后，这也符合佛教文化在西进东传过程中逐渐成熟的规律。夏朗云认为，十六国时期长安佛教文化中的麦积山皇家石窟的修建，早于北魏的云冈、龙门石窟，是中原北方地区皇家石窟的初祖。
在中国四大石窟中，因为有我国杰出的石窟艺术开掘的组织者昙曜的线索，可以很轻松旧找到一个线索，那就是大同的云岗石窟之后，为洛阳龙门石窟。而在此之前，中国石窟艺术的开掘还是在河西走廊一带。但麦积山石窟的开掘也在东晋十六国时期。但从历史上的记载上看，佛教传入中国，经西域进入河西走廊的第一个石窟，应该是公元412年开始开掘的天梯山石窟。
佛教徒昙曜长期居住的凉州，就是今天河西走廊最东端的城市～武威。天梯山在武威城南，是祁连山东线的一条支脉。它峰峦起伏，山势峻峭。登临之难，犹如上天梯。昙曜等人开凿的石窟，就位于天梯山的岩壁之上。据现有的历史文献考证，公元412年这个年代的确定，可以认为，天梯山石窟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开凿最早的石窟。
20世纪50年代，在天梯山下修建黄洋河水库时，文物部门对这座石窟进行了抢救性保护，于是，今天的人们依然可以在水库边，看到数百平方米的壁画，十七个佛龛与一百多尊佛像。
由于释迦牟尼本人不主张设立偶像，因此佛陀在世时及圆寂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古印度一直没有出现佛像，只有佛塔、法轮、足印等象征性的表现物。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入侵东方，同时带来了古希腊雕塑人像的文化和艺术。古印度的西北边疆，有一个名叫键陀罗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南部、巴基斯坦北部及克什米尔地区。那里的艺术家们为希腊艺术的美所感动，开始用时头雕刻自已心目中的圣人。
于是在释迦牟尼圆寂后约600年左右，他的具体形象开始被人们塑造出来。他的脸形通常是椭圆的，同时还有高鼻梁和一头波浪形的卷发。他斜披希腊式的大褂，就像一位希腊神，平添了几分东方的韵味。逐渐地，艺术家们将印度用于修行的石窟和巨型佛像结合起来，创造了“石窟佛像综合体”。这就是佛教石窟艺术的发端。
从公元2世纪到3世纪，罗马、安息、贵霜和汉帝国四足鼎立，紧密联系，使得横亘东西的丝绸之路全面繁荣起来。在这条道路上，驮着丝绸、宝石和香料的商队往来不绝，同时还有怀着崇高信仰的僧侣，他们不畏艰辛，希望像释迦牟尼一样，把了悟的世界带给更多的人，而佛教真正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时候，恰逢由中原王朝掌控天下的帝国时代正在黯然结束。
在魏晋南北朝崩溃与混乱的世道下，黎民百姓和官宦世家几乎都陷入迷惘之中。就在此时，那些不辞辛劳，心怀大志的佛教徒们，沿着天然通道～河西走廊，小心翼翼的进入中原。鸠摩罗什就是由西方进入河西走廊的那些僧侣中的一位。他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公认的第一大家！他自西而东的旅程，不仅推动了整个汉地佛教的发展，甚至影响到我们今天的语言生活。
没有人知道，第一个来到龟兹的佛教徒是谁？来自哪里？什么时候来的？当佛教从古印度传到龟兹的时候，龟兹人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信仰，并开始大规模地开凿石窟，以表达自己的虔诚。很快，龟兹成为佛教圣地。
鸠摩罗什7岁时就随笃信佛教的母亲一同出家了。不知道是生来聪慧，还是天赋使命，12岁的鸠摩罗什已经可以开坛讲法了，令远近的信众与国王都聚集到了他的身边。他的名字被传播开来，许多国家都邀请他做自己的国师，但鸠摩罗什丝毫不动心。后来鸠摩罗什被龟兹王誉为国师，名声也从西域传到了中原。鸠摩罗什的母亲曾经告诉儿子，他将去往东土传经说法，而且，途中将历经坎坷磨难，但鸠摩罗什没有料到，自已会以这种方式来到东方。
公元385年，前秦将军吕光带领军队进驻河西走廊的凉州城，并在这里建立了后凉国。城中的人们时常会看到一个奇怪的他情景，一个西域相貌的僧人，不管走到哪里，身边总围绕着一群士兵。这个僧人就是鸠摩罗什。这些士兵并不是他的手下，而是负责监管他的。吕光奉前秦皇帝之命从龟兹带走了这个负有盛名的高僧，在将军吕光的眼里，鸠摩罗什只是一件特殊的战利品。
面为唐朝供养人的塑像，表现出唐朝服饰生活的特点。
据《高僧传》记载，吕光曾强迫鸠摩智什娶龟兹公主为妻，还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骑上恶牛烈马，但鸠摩罗什忍辱负重，面不改色，令吕光也感到惭愧了。吕光为鸠摩罗什定下规矩，外出时间不能太久，还不能离开住地太远，鸠摩罗什没有想到，这样的生活，将会持续17年。这17年间，鸠摩罗什就如同囚禁在笼中的鸟儿，时常感到前路渺茫。
他离乡背井，来到河西走廊，支撑他的正是传教到中国的使命，但在这样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去中原传法的宏愿呢？鸠摩罗什决心不让自己沉沦，他从周围的人开始传法，多让一个人领悟佛法，脱离苦海，就是多做了一件功德。离鸠摩罗什最近的人就"是吕光军队中的士兵，鸠摩罗什注意到，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原人，他们所说的汉语发音五花八门，变化多端。为了弘扬佛法，鸠摩罗什一边传法，一边学会了很多中国方言。
正是在河西走廊这17年，使鸠摩罗什对中原文化有了深刻的了解，汉语读写能力突飞猛进，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译经大师，正在河西走廊辽阔的土地上，悄然成长。经过漫长的等待，在被困凉州17年之后，鸠摩罗什已经不抱什么离开的希望了，但他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自已的命运将要发生巨大的转变。
公元401年，虽然吕光不重视鸠摩罗什，但是对鸠摩罗什百般景仰的国君却不在少数。后秦国君姚兴为了要将高僧鸠摩罗什据为己有，不惜在这一年五月派遣十万大军讨伐凉州，终于将鸠摩罗什迎到长安。这一年，鸠摩罗什已经58岁了。他彻底摆脱了在凉州的半囚徒式生活，成为后秦的精神领袖。
事实上，自汉帝国末期，佛教就忍传入中国。但当时中国的社会秩序完全是按照儒家的规范来建立的。这里的帝王和人民觉得，孔子已经非常深入和全面地思考过现实世界的运行方法，外来的宗教或其他思想就没有必要再来指手画脚。直到东晋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帝王入主中原，这一状况才被完全改变。
这时候，一个关于寻找生命意义的答案，一种解脱痛苦的方法，一套令社会平稳安定的价值体系，自然就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向往。在后秦的都城长安，皇帝姚兴在城北大兴土木，为鸠摩罗什盖起了说法的场地“逍遥园”。广阔的庭院里有数座高大的楼台，中间布置有假山花草，奇珍异兽。每到鸠摩罗什说法的时候，就有数千人到来听讲。
鸠摩罗什见姚兴愿意为佛教如此投入，趁机向姚兴提出，自已在凉州的时候就开始酝酿的一个宏大计划，重新译经，让佛祖的真知灼见可以准确无误的传达。姚兴十分赞赏鸠摩罗什的建议，他立即为鸠摩罗什开壁了译经场，还特地选派了800名僧人，来配合他的工作。长安译经场，由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译场。
为了还原佛经的本来面目，鸠摩罗什在弟子们的配合下，首次对佛教的全部关健词汇都给出了详细、准确、深入浅出的解释。鸠摩罗什的译经几乎触及佛教浩繁经文的各个方面，他的译著大部分成为中国佛教各宗派立宗的经典依据。“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名句就出自鸠摩罗什翻译的《心经》。这位西来的高僧，通过对语言的卓越理解，将印度佛经化作优美的汉语经典，1600多年来，没人去增减或改变一个字。
图为唐朝雕塑的代表作。
在汉传佛教历史上，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不空被称为五大译师，其中三位都曾到过河西走廊，鸠摩罗什是年代最早的一位，中国佛教因他的出现而面貌一新。虽然鸠摩罗什翻译的是佛经典籍，但他的影响却超出了佛教的范围。烦恼、苦海、未来、心田、爱河，这些最初由鸠摩罗什创造出来的汉语词汇，今天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公元413年，70岁的鸠摩罗什在长安逍遥园圆寂。临终前，他说：“如果我所传译的经典没有错误，愿我的身体火化之后，舌头不会焦烂”。果然，他的形骸灰飞烟灭，舌头却真的依然如生。一千多年后，我们再次来到武威，这座以鸠摩罗什命名的寺庙，这里香火依旧，肃穆依然，一代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的舌舍利被奉归此处修塔供养，成为纪念他曾经在河西走廊17年沉思默想岁月的历史见证。
他在河西走廊与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相遇，又在长安译经场赋予了佛经更丰富的层次，使佛教最终可以在理论基础上与儒家和道家并立，成为中国三大思想体系之一。
公元411年，一位叫做沮渠蒙逊的匈奴勇士带领他的族人攻克凉州，并定都于此。他统一了河西走廊，建立北凉，自称为“河西王”。此时，距离鸠摩罗什离开凉州已经过去了近十年，佛教渐渐扎根在河西走廊的土壤。当年，他曾在吕光的宫廷里见过鸠摩罗什，当时他就暗自发誓，若自已成为国君，一定要弘扬佛教，让天下人因为信仰而凝聚。成为一方霸主之后，沮渠蒙逊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大力扶植儒学和佛学。
沮渠蒙逊译佛经，立学校，揽人才。但遗憾的是，当他成为北凉的国王时，鸠摩罗什已身在长安。恰好沮渠蒙逊听说，有个名叫昙无谶的天竺高僧来到了河西走廊，还随身携带着一本写在桦树皮上的古老佛经，《涅槃经》，他立即把昙无谶迎请到凉州，尊为上宾。并请他翻译这部神奇的佛经。而就在此时，命运指引昙曜来到凉州修习佛法。他学习和追随的就是当时的高僧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涅槃经》。这部经卷是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最重要的佛经。
而就在此时，命运指引昙曜来到凉州修习佛法。他学习和追随的就是当时的高僧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涅槃经》。这部经卷是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最重要的佛经。在这部著作中，谈到了禅修是学习佛法的最佳途经。而中国的道教与儒家同样注重修行。因此，佛教的禅修方法很快获得了河西走廊士人学子们的认同。并在北凉国流行起来。但是要想一心一意的禅修，就需要寻找一个幽雅僻静的地方，于是河西走廊的祁连山便成为石窟开凿再理想不过的场所
作为北凉的国君，沮渠蒙逊开始筹备建造一座规模雄伟的石窟。昙无谶等凉州僧人选定了天梯山，开始召集工匠们开凿石窟，大规模建造佛像。诅渠蒙逊还特意要求昙曜在窟中为他刚刚逝世的母亲车氏，雕凿了一尊5米高的石像。对于昙曜来说，这座石窟的修建，将成为他非凡事业的起点。许多年以后，他将前往北魏的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在那里，他将和自己的工匠们，打造一座蜚声世界的巨大石窟。那就是～云冈石窟。
天梯山石窟不仅成为北凉的佛教圣地，众人修行朝拜的中心，他还在一个历史的瞬间，无意中挽救了河西走廊的佛教徒，令这里的寺庙僧人免遭灭顶之灾。公元429年，北凉皇宫内的沮渠蒙逊接到一个噩耗，出征邻国的太子死于乱军之中。听到这个消息的诅渠蒙逊大发雷霆，他把征战失败，太子横死的结果，归罪于高僧昙无谶。因为出征前他让昙无谶为太子做的占卜是好的结果。沮渠蒙逊痛骂佛法无用，下令遗散僧人。
在佛教传入的初期，僧侣在某些时候还会被混同于方士，而高僧也不得不兼具大法师的角色，时常要为国君占卜吉凶。此时昙无谶并不在意自己的生死，而是对佛教在北凉的命运充满了担扰。如果国君迁怒于佛教，那么佛教在这个地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地位将坦然无存。僧侣们为弘扬佛法所付出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当面对佛祖塑像祈祷的昙无谶偶然抬起头时，看到佛像的面容。他沉思片刻，派人前去禀告沮渠蒙逊说
在天梯山石窟，有神密的事情出现，请国君立即前来查看。沮渠蒙逊闻讯火速赶来，昙无谶告诉他，因为皇上下达了毁灭佛教的命令，大佛泪流不止。沮渠蒙逊仰望佛像，惊讶的发现，自已为母亲造的这尊彿像，面颊上竟然有深深的泪痕。沮渠蒙逊幡然醒悟，收回了灭佛的命令。或许，大佛的眼泪是雨水形成的痕迹，或许是僧人精心安排的计策。无论是人为还是巧合，总之，高僧昙无谶和天梯山石窟的佛像一起，阻止了一场，即将发生大规模灭佛活动
令佛教中化和艺术可以在这里继续生长，并为中土文化输入源源不断的灵感。更为后世的人们，留下无可估量的文化遗产。就在天梯山石窟造像的同时，祁连山沿线的一批佛教石窟，也在五凉时期相继开凿。它们是：敦煌莫高窟北凉三窟、第268丶272、275窟，玉门 百马石窟下窑第4窟，张掖 肃南文殊山石窟千佛、万佛二洞，肃南马蹄寺石窟群，金塔寺东、西二窟，它们和天梯山石窟，一起被统称为河西早期石窟。
上面三图为北魏时代的144窟塑像。
这些石窟是佛教进入中国的清晰线索和深刻烙印，它们承袭新疆龟兹、于阗等地造像传统，带首鲜明的西域和印度色彩，并最早开始融合汉地艺术，汲取新的元素，形成独具特色的石窟样式。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在论文《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他把新疆以东、河西走廊上现存的早期佛教石窟造像艺术手法，命名为“凉州模式”，并认为天梯山石窟创立了“凉州模式”。他认为凉州模式可分为二个阶段，早期以天梯山残存的遗迹，酒泉等地出土的北凉石塔和炳灵寺第一期龛像的代表，晚期则以肃南金塔寺、文殊山千佛洞和炳灵寺第二期龛像为典型。接下来，这种河西特色的艺术风格，又由昙曜和内迁的工匠们带到了中原。
图为146窟塑像。
从云岗石窟再到龙门石窟，中原佛教石窟艺术的成就，无不闪耀着凉州石窟的熠熠光彩。通过造像风格的细致比对，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艺术，在河西走廊兴起后，并非按照最知线路传播，而是由凉州至大同，再由大同到洛阳，接着再折回到长安和麦积山石窟的有趣路线。而像天水的麦积山北朝石窟和陇东的北石窟寺，同样是这条佛教石窟艺术传播路线上，留绍后人不朽的艺术杰作。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成为西域佛教艺术传播到中国的第一站和驻泊地。
它们得留在这条宽大的通道上，它们渐渐的适应着当地的环境，它们汲取着新的艺术元素，小心谨慎地尝试着最早的造像形态，渐渐的，一种有着河西走廊风格的凉州特色石窟诞生了。令人感概的是，秉持儒家文化的人们，没有排斥这个来自异域的宗教，相反，他们以兼收并蓄的开阔心胸与气度，在河西走廊培育了深厚温和的文化土壤。令生活在这条通道上的人们，对佛教的态度更加宽容。
张液肃南的马蹄寺石窟群，正是由大儒郭瑀率领弟子为读书讲学而开凿，最终发展成为了佛教圣地。在河西走廊相对宁静的土地上，儒家文化与佛教如同两条汇聚的河流，开始了它们最初的彼此探索、交融与激荡。通过河西走廊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继续向东传播，进而深刻影响了广袤的东亚大地。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流行至整个中国南方，各代帝王都大建石窟、寺院。
上二图为北魏147窟塑像。
此时，中国内地也涌现出不少影响深远的高僧，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自东向西穿越河西走廊，回溯佛教的起源，将中原文化对佛教的融合与提炼，反哺西方。自三国时期的高僧朱士行，第一次踏上西行求法之路后，这条走廊见证了无数高僧大德追寻信仰的身影，竺法护、法显、宋云、惠生、玄奘……就这样，西来东往的这两种足迹，在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重叠在了河西走廊。
在今天河西走廊上的金昌市永昌县，有一座始建于公元561年的寺院：圣容寺。它原名瑞像寺，与其他供养佛像的寺院不同，在圣容寺正殿内，供奉的是一块石壁。石壁的轮廓形似一位正在行走的僧人，这尊天然形成的石像，被称为“凉州瑞像”。它的由来与河西走廊上，一直流传着的一个神奇传说有关。公元435年，一个叫刘萨诃的北魏僧人，向着落日的方向独自行走。他来到凉州番和县，也就是今天甘肃境内永昌县城西二十里的水磨关一带，
刘萨诃在这里停住脚步，沉默了很久说：“此地即将出现天然的佛像”。接着，他又说：“佛像的变化会预示着天下的兴衰”。在他说过这两句话的86年后，水磨关绝崖石壁上，竞竟然真的显现出一尊石头佛像。人们惊讶万分，称其为“凉州瑞像”。通常，佛教徒会把祥瑞圆满的诸佛菩萨的造像称为瑞像。而这尊天然形成的佛像，可谓是自然造化的神迹。从此刘萨诃被誉为神佛，人们为他和石佛瑞像修建了一座寺院，以示纪念。
据说，公元572年的一天晚上，石佛瑞像的佛首突然自行落地，两年之后，北周武帝宇文邕就下令焚寺灭法。天下寺院皆遭焚毁，无数僧众受到严厉打击，瑞像寺也没有逃过此劫，刘萨诃的预言似乎一一应验了。佛教进入中国后，一直积极与知识阶层的雅文化和统治的权力文化进行融合，但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和发展状况，一直处于朦胧的迷雾之中。也许刘萨诃这个特殊的高僧刚好弥补了这个空缺，他的预言和传奇的故事，被普通老百姓接受，
在不断的传颂中，变得越来越丰富和神奇。凉州瑞像也一直得到信众的供奉。今天在河西走廊的石窟中，仍保存有不少以凉州瑞像为题材的作品。
今天在河西走廊的石窟中，仍保存有不少以凉州瑞像为题材的作品。其中五代末期开凿的敦煌莫高窟第72窟，在该窟西壁帐门外北侧的北上角，画有一个穿着袈裟的比丘，在深山石窟中打坐，旁边的题榜表明，这就是“圣者刘萨诃和尚”。在这个洞窟主室的整个南壁，更是用情节繁多、画面宏大的经变画形式表现了刘萨诃的故事。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上，分布着大量佛教石窟遗迹，它们代表了佛教在不同时期经由这里传播所留下的印迹。
上5图为北魏155窟塑像。
敦煌莫高窟和瓜州的榆林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张液肃南的文殊山千佛洞内的北凉壁画，运用西域凹凸边晕染法，将四壁绘满千佛。万佛洞内的西夏壁画，用宏大的气势描绘了，佛国世界的神奇景象。
张掖的大佛寺始建于西夏时期，寺内供奉着亚洲最大的室内木胎泥塑卧佛。肃南的金塔寺东西二窟，保存有十六国北凉以来的彩塑260余身。悬空于壁间的立体飞天，将圆雕和浮雕完美结合，时间上比敦煌的飞天还早了300年。
北魏129窟。
因为这些石窟的存在，河西走廊也被人们称为“石窟走廊”。
尽管顶礼膜拜的时代早已远去，但不巧的岩石却赋予了佛像们，一种接近永恒的气质！
让千个千万偶然到来的游山者，依然能感受到超然物外的沉静与智慧！
公元609年，距离天梯山石窟的开凿，已经过去了将近200年，隋朝终于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动荡的局面，实现了中国的再次统一，就在这一年，隋炀帝杨广动身西巡。
他来到河西走廊亲赴凉州番和县，拜谒了瑞像寺的石佛瑞像，并下旨护建寺院。这一次西巡历时9个月，随行的部队、官员10万余人，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亲临河西走廊的中原帝王，站在凉州的城楼上向西望去，杨广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这条通道的重大意义。
西魏(535-557)第87窟。
(557-581)北周65窟。
同行者露个脸。
扫一扫 轻松下载
短信获取优惠
现在在外面 回去慢慢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