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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由于金刚碑繁茂浓郁的植被，以及深藏山坳的独特地理位置，为众多社会名流提供了乱世之中安身立命的庇护之所。一大批著名经济实业家、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寓居金刚碑，顶峰时期竟达3000人之多。
名人云集，人文荟萃，热闹非凡，把金刚碑的繁荣推向了顶峰。教育家梁漱溟在这里兴办了“勉仁书院”，船舶大王卢作孚和石油大亨孙越崎在这里实现了历史性握手，顾颉刚在这里主持边疆语文编译会并主编了《文史杂志》，老舍在这里创作了鸿篇巨作《四世同堂》……
时人笑称：“莫看那时大家都穿着粗布衣，你在金刚碑茶馆头随便一坐，碰到的个个都是大腕。”乃至当时操着浓重重庆口音的“棒棒”见到穿长衫的人就知道是文化界的“大佬”，足以窥见大师之多。在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里，名人轶事、救国图存、大师云集……种种传奇的故事为小镇注入了大量人文元素，金刚碑一时间风光无两。只是，在历经繁盛后，金刚碑却逐渐沉寂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随着煤的枯竭和煤窑的关闭，金刚碑水运交通优势逐渐丧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慢慢搬出溪谷，前去繁华的重庆城里开始崭新的生活。留下的只有无处不在荒芜——山麓与溪水间，日益破败的房屋绵延至嘉陵江的滩涂，不断成长的参天大树默默注视着世间的白云苍狗。
沉寂下来的金刚碑恢复了从前安静古朴的气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里破败的老街茶馆，以及小溪、石桥、老榕树，不仅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访古探幽，也成为重庆摄影爱好者的 “打卡”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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